刘邦杀了多少开国功臣？刘邦其实并没有对开国功臣大开杀戒，其中最得善终者莫过于张良，萧何执掌一国之政治，虽受刘邦猜忌，但仍没有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至于其他的樊哙、曹参、陈平、周勃，有哪一个遭到了无妄之灾呢？

所以说，给刘邦扣上大杀功臣这样的帽子是并不妥当的。

被刘邦所杀的韩信、彭越等人并不能作为开国功臣的代表，他们甚至不能作为开国武将的代表。刘邦所针对的并不是这些所谓“功高盖主、封无可封”的功臣，而是针对的那些有实力掀起叛乱的诸侯王。

与其说刘邦残忍的杀害功臣，倒不如说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削藩。

削藩似乎是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必经之路，西晋没有做好削藩工作而遭受了八王之乱，一个新生的帝国毁于一旦。明朝建文帝急于削藩，结果激起靖难之役，被亲叔叔朱棣篡夺了皇位，朱棣上位后继续朱允炆的削藩政策，明朝得以安定。

由此看来，削藩确实是一件一等一的大事，而刘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几千年过去了，大家都还把他的削藩举动视作“杀功臣”。

盘点了被刘邦“杀害”的功臣，无非也就韩信、彭越等寥寥几人，英布是真正意义上起兵造反过的人，不能算被刘邦“杀害”，而韩王信、卢绾等叛逃匈奴者，自然也不能将“杀功臣”的黑锅甩给刘邦。这么多异姓王，真正死得惨的也就几人而已。

韩王信是由于抵挡不住匈奴，所以干脆投降匈奴，卢绾是在刘邦死后才投奔匈奴，英布在见识了韩信、彭越的悲剧之后果断造反。这么些人里，没有被刘邦“兔死狗烹”的，而韩信、彭越实际上也大可不必获死，可惜他们没有张良的智慧，不能看懂刘邦下的一步大棋。

韩信先从齐王被迁为楚王，再由楚王被废为淮阴侯，最终算是被“软禁”于宫中。彭越在西汉建国之初被封为梁王，后被废除王位，发配蜀地。其实刘邦做到这一步，也就到了他心目中的底线了，毕竟他要做的是“削藩”，而不是无端的大开杀戒，所以韩信、彭越至此也没有生命之危。

导致二人最终被杀的，正是他们对刘邦安排的不满意情绪。

韩信被废为淮阴侯之后，整日闷闷不乐，舞阳侯樊哙见了他之后急忙下跪，喊“大王”，韩信对此不屑一顾，还自嘲到自己竟沦落到与樊哙为舞。彭越被废除王位之后，哭哭啼啼，途中偶遇吕后，竟然泪如雨下，大声哭诉自己并无谋反之意，言语中都是对刘邦安排的忿忿不平。

如果韩信、彭越真有谋反之实，亦或刘邦真有杀他们之心，那么刘邦对二人的安排绝不会是一个废为淮阴侯，一个发配蜀地。

真正致二人于死地的其实是吕后，韩信是被吕后诱杀的，刘邦得知此事后心情是“又悲又喜”，这种五味杂陈的情绪足以说明他并未下定决心除掉韩信。彭越被发配蜀地，已经走在了出宫的路上，如果平安到达蜀地，那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刘邦的安排并没有置其于死地的预兆。是吕后骗彭越回宫，并劝说刘邦“不可放虎归山”，由此才坚定了刘邦杀彭越的决心。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刘邦都没有“大开杀戒，乱杀无辜”，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削藩”进行。

刘邦死的时候，西汉已经没有了异姓王，天底下的皇帝和诸侯王全部都是姓刘的。这正是刘邦吸取了秦、楚的灭亡教训而做出的正确安排，郡县制是未来，但时机并未成熟，分封制又会出现诸侯王造反的弊端，因此，将分封变成家分封，即便诸侯王造反，那也是刘家的家事了。

为了完成“家天下”的中央集权计划，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必须要让位，刘邦屡次对韩信下手，但最后置韩信于死地的是吕后。原因在于，刘邦的本心并不要求他做到这一步，他只希望剿除所有异姓王，而不是对曾经的老部下妄开杀戒。

吕后所做的其实也是削藩，只不过她比刘邦还要心狠手辣，比刘邦还要果断，她所做的是斩草除根，韩信、彭越这些有能力造反的人在吕后的眼中都应该被判处死刑，而刘邦仅仅希望把他们从诸侯王的位置上赶下来，然后像“养猪”一样供他们完结此生。

韩信、彭越的悲剧在于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裂土封王，但这与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是相悖的。高明的政治家，如吕后，是不愿意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与其赌韩信、彭越不会反，倒不如让他们没有办法反。只有将百分百的可能握在自己手中，才能让吕后觉得心安，从这一点上来说，吕后是一个比刘邦还要可怕的人。

最后强调一遍，

刘邦不是大开杀戒杀功臣，而是温水煮青蛙一般的削藩。

所以，笔者认为刘邦称帝后诛杀功臣完全是为了巩固新生的大汉帝国，他的做法虽然不近人情，但是站在皇权政治的角度来看，他的做法是对的。

楚汉战争之初，项羽拥兵 40 万，而刘邦只有 10 万，实力相差悬殊。但结果却是刘邦战胜了项羽。于公元前 202 年做了皇帝，建立汉朝。刘邦由弱变强、反败为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他团结和任用了一批杰出的谋臣武将。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曾将一些握有重兵的将领分封为王。到了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 燕王臧荼、韩王韩信（韩王韩信与楚王韩信，可不是同一个人哦）、衡山王（后改称长沙王） 吴芮。当时刘邦封王的目的，只是为了笼络部下，争取支持。战胜项羽，原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刘邦做了皇帝后，归还故乡。一面酒酣，一面击筑，一面唱着即兴创作的《大风歌》，表达作者的兴奋、欢乐、踌躇满志和恐惧悲哀的矛盾心理。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是，一方面经过长期的战争，终于大功告成，取得了天下；另一方面对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缺乏信心，既感到人才缺少，又对将臣们猜疑，这也是对刘邦诛杀开国功臣的一个注解。

刘邦首先将锚头指向了楚王韩信。韩信勇略超群，原是项羽的属下，在汉弱楚强的形势下背越助汉。他“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为刘邦战胜项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韩信这样功高盖世的开国元勋，刘邦先以并无实据的“谋反”罪名将他逮捕，贬为淮阴侯；不久，皇后吕雉就设计将他斩首。在韩信死后的几年间，刘邦又以同样的罪名，把在楚汉战争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杀掉。其他几个王，有的逃入匈奴，有的被贬；只有远在南方、地少力弱的长沙王吴芮，因被刘邦认为构不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才没有遭到迫害。

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飞鸟尽，良弓藏”的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但从国家要统一的观点来看，汉初如果不翦除异姓王，战祸就不会消除，人们就不可能休养生息，客观上讲却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在古老的中国智慧里，功臣能够功成身退被视为最有智慧的象征。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思考点：假定君主是国家的所有者，他为什么宁愿选择一个平庸的将军；假定君主还没有遇到重大的军事危险，按照通常的理论，这个委托人应该用足够的积极性去选拔使用最有能力的将军。无疑，君主杀功臣是管理中的奇异现象。

或为刀俎，或为鱼肉，君主和功臣间的博弈只能有一个结果。这种悲剧局面，不是哪一个君主的个人品性所能决定，是“家天下”的制度框架所决定。只要国家是私有的，这是永远也解不开的死结。